一、核心價值觀的核心要扣住全部社會關系的主線

　　提煉核心價值觀的工程，在認識不盡一致、觀點不盡相同的情況下，為了最大限度地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強大合力，黨的十八大報告採取了一種務實而開放的選擇，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三個層次24個字的歸納，覆蓋了全國各方面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表述的意見，反映了現階段全國人民的最大公約數。其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發展目標上的規定，是立足國家層面提出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價值導向上的規定，是立足社會層面提出的要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道德准則上的規定，是立足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要求。

　　這一重要歸納，是立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實踐的新的理論創新。其新意，不僅概括出覆蓋各方面意見最大公約數的24字理念，更把政治理想、社會導向、行為准則相互聯系、相互貫通，扣住了全部社會關系主線的三個層次——國家、社會（或集體）、個人（或公民），使核心價值觀的核心越發清晰起來了。

　　無論哪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其核心都要扣住全部社會關系的主線，都是對國家、社會、個人三者關系的規范。

　　傳統社會對國家、社會、個人三者關系的規范，在東方，典型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西方則是“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於是，“世界宗教會議”（1993年，120個宗教團體、6000人參加）通過的宣言據此強調，任何宗教都要奉行的“不可取消的原則”，是“珍惜生命，正直公平，言行誠實，相敬互愛”。

　　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同樣是對國家、社會、個人三者關系的規范。不妨看看奧巴馬在連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怎麼概括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我們面臨的挑戰也許是新的，我們應對挑戰的措施也許也是新的，但那些長期以來指導我們成功的價值觀——勤奮、誠實、勇氣、公平競爭、包容以及對世界保持好奇心，還有對國家的忠誠和愛國主義——卻是歷久彌新，這些價值觀是可靠的。它們是創造美國歷史的無聲力量。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回歸這些古老的價值觀。”

　　新加坡的核心價值觀是：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尊重個人﹔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仍然是對國家、社會、個人三者關系的規范。

　　社會主義社會也需要對國家、社會、個人三者關系的規范。毛澤東就一再強調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系。

　　十八大報告三個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述，體現了同樣的思想方法。

　　扣住全部社會關系主線的三個層次——國家、社會（或集體）、個人（或公民），就抓住了關鍵，既能簡約地形成諸多價值觀的“核心價值”﹔又能展開衍生出4字、8字、16字、24字、32字……諸多價值觀。

　　貫徹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次的基本的價值沖突，無非就是“公”與“私”的矛盾，提煉核心價值觀不能不涉及這個問題。

　　二、核心價值觀的核心要扣住全社會的利益關切

　　一個以利益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價值體系和作為其反映的價值觀念體系，必須扣住全社會的利益關切，簡而言之就是要處理好公與私的矛盾。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社會上出現的道德淪喪、信任缺失的現象，如果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不能對症下藥，那麼它就沒有說服力，缺乏生命力。

　　市場經濟中的每一個“經濟人”追求利潤都可能導致金錢至上，把精神、信仰物化，把誠信、道德拋棄。我們在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就必須面對在資本營利和個人謀利這兩個“起點”被啟動、激活后，人們如何提高自我約束力和道德水平的實際問題。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所言，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我們必須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倫理”，把“資本”的沖動與“誠信”的建構成功結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實做人，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氛圍，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范。提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能不在這個方面對症下藥。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基礎上，如何扣住全社會的利益關切，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鄧小平1988年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綱領性講話中，有明確的結論：“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隻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

　　具體到公與私的矛盾：大公無私是聖人，公而忘私是賢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顧是常人﹔私字當頭是小人，假公濟私是痞人，以公肥私是壞人，徇私枉法是罪人。我們要提升常人，提倡善人，學習賢人，向往聖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壞人，懲治罪人。鑒於日常的、多數的是常人，要做的“常事”，就是修身律己，平實做人﹔要說的“常事”——讓大家奉行的價值觀，就隻能“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把崇高的信仰和每個人對現實利益的追求，把集體主義和個人追求對接起來，把先進性和包容性統一起來。

　　因此，扣住全社會利益關切的價值觀的核心，應該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恰如“十二五”規劃建議所提出，“提倡修身律己、尊老愛幼、勤勉做事、平實做人，推動形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氛圍”。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口號，過去提過、又放下，批了、再提倡。這種輾轉反復，有如時代鏡鑒，值得琢磨。

　　主張“為人民服務”，當然要強調“我為人人”，但並不因此就否定“人人為我”。一般即寓於個別之中，“人民”要體現在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之中。如果要求一部分人隻提供服務而不享受服務，“為人民服務”豈不失去了一部分服務對象？如果要求個人無條件為集體犧牲一切，甚至放棄合理正當的利益追求，這種無視個體權益的“集體主義”何來感召力，又何來“可持續發展”？“我為人人”，在物質條件匱乏的歷史階段有其合理性，但隨著時代發展，“人人為我”的合理訴求也應逐步滿足。總是忽視個人正當利益追求，必然影響個人活力和創造力的發揮，最終影響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這方面，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

　　蛋糕要做大，也要分好。列寧說過：“我們要努力把‘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則滲透到群眾的意識中去，變成他們的習慣，變成他們的生活常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從根本上並不矛盾沖突，反而可以實現雙贏。正如馬克思所說，要“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也要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經濟人”都追求利潤最大化，由此演出了一部部激烈競爭的活劇，優勝劣汰，效率大增。但如果一切向錢看，就會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就會把誠信、道德統統拋棄。手持利益這把“雙刃劍”，身處社會這個共同體中，恐怕還需要堅守底線，明晰邊界，有所為，有所不為。

　　經過了個人利益的覺醒、市場經濟的洗禮，如何把經�